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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和艺术之间

光明图书时评·社会文化类
2001-04-19 来源:光明日报 主评人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杨东平 我有话说

在红尘滚滚的世俗生活中,似乎艺术如果不是关于美容、时装、装修的商业招徕,便是某种与艺术完全无关的应试训练。难得的是时下出版的几本新书,对艺术、艺术的生活、艺术家的生活这一命题做出了令人叫绝的全新表达。基于多年的积淀和体验,作者那些通透无碍的思想、充满智性和灵性的文字,读之如临秋水,如沐春风,首先令人感动的却是作者对生活对艺术罕见的真诚。

80年代初以《西藏组画》而轰动画坛的陈丹青,去年回国执教,将纽约十八年的体验集为两册《纽约琐记》(吉林美术出版社,2000年10月版)。陈丹青是少有的学者型、思想型的画家,其文笔之生动优美、思想之敏锐清澈,并不在其画之下。在他笔下,遥远而若暗若明的当代西方艺术和文化生态清晰地呈现出来。描写他的画家朋友奥尔,陈丹青给了我们一个如此熟悉而陌生的艺术家肖像:清贫、默默无闻,为养家糊口经常打工却从不抱怨,从不间断地努力地画画,“画布上片刻的得意就会抵消所有怨恨”,他选择当画家仅仅是因为喜爱画画。这种艺术家的常态和心态,在中国似乎已经失传。人们对陈丹青是有许多好奇和不解的。他与学生的多场对话充满了这种“文化冲突”。他讳言概念、口号,声称一个画家仅仅是为图象所“吸引”,把看到的东西带入画作。因而,他说他不画什么“民族性”,只是画油画,画静物。他描写纽约街头巡警的骏马,怎样吸引了所有的目光,而申明“古典艺术”的魅力。他置疑文化艺术要“走向世界”的口号:难道中国不算在这个世界上?

与陈丹青的经历、气质和特立独行的性格非常相似的刘索拉,在她的新书《行走的刘索拉———兼与田青对话及其他》(昆仑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中,以文字、图象和音乐本身(附一CD)令我们耳目一新。她经历艰苦的探索,从黑人的蓝调音乐中恍悟并找回在中国久已失传的艺术传统,重现个性的、人生的、即兴的、“从身体中流淌出来”的音乐,并用自己的嗓音与之共舞。我有幸在郭沫若故居的一次雅聚中,聆听她演唱的《高山流水》,那种调动全身心、充满灵性的吟唱,尤其是她独特而丰富多彩、变幻莫测的声音,令人叹为观止。她使音乐从“学院派”的僵硬文本中复活,重新变得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和情感息息相通,具有了肌肤相触那样的亲密联系——那正是艺术与生活原本的状态。作为一个实践的艺术家,她同样很抵触使用“大词儿”,因为“这些词儿说起来容易,好说,大家都戴上一顶帽子以后,底下的脸都没有了”;“我们有非常多的问题,真实的困难,聪明词儿有时解决不了咱们现在的困难”。这不仅是她的聪明,也是她的真诚。她身体力行、认认真真地唱自己的歌,做自己的音乐,这可能是真正重要的和了不起的。

并不是艺术家才有艺术的生活。上海作家陈丹燕的《今晚去哪里》、《咖啡苦不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以她多年独自旅行的经历,辑成两册图文并茂的精美书籍,说的是欧洲的旅馆和咖啡馆。在那些风味独特的老旧居所,陈丹燕最经常感受到的,是历史黯然若失的伤感。她也表达了“喜欢别人东西”的复杂滋味,而最终,能勾起童年记忆的风雪之夜仍在闪烁的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波兰的卢布林那“颓败但直指人心的美”仍是最动人心魄的。作为西方社会重要的交往空间,咖啡馆的变迁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最缠绵、柔软的一部分。在当年西柏林最靠近柏林墙的雄鹰咖啡馆,作者领悟了侍者端上咖啡时一句“享受它”的深意,那里仍在散发出的哀伤,并不能为岁月冲淡。六十年代反叛学生聚集的西柏林十字军山一带的咖啡馆,已经变得温和、漂亮而昂贵。今天不甘循规蹈矩的先锋青年在原东柏林的一个失修街区开辟了新的乐园,广场上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铜像,老房子上有二战时留下的弹洞,草木疯长,咖啡馆里陈放着机器的零件。那里把玩的是“东柏林从狂奔美梦醒来以后的心境”、“东柏林的嗒然若失”……

艺术的生活并非空中楼阁,但必需从善待艺术、善待历史开始。作家冯骥才《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学林出版社,2000年9月版)一书,记录了他近五年来全力以赴投入的悲壮的文化行动,又一次迫使我们正视所处的文化困境。为了挽救正在迅速消失的天津历史文化建筑,冯骥才走出书斋,发动各界有识之士自发地保护历史文物,用照相机追赶推土机,为古老建筑留下最后绝照。1999年,他们保卫天津最早的商业街估衣街的行动曾被认为大获全胜:市政府宣布收回成命,停止房地产开发,对老街予以保留恢复。然而,估衣街最终仍被全部拆毁。事实比我们所能感受的更为严峻。冯骥才的大声疾呼,主要是给城市管理者的,希望他们能免受“开发商和金钱的支配”,为后人保留住城市中这些仅存的“物化”的历史。

令人聊可自慰的,是新一代建筑师正在显露的才情和追求。同样图文并茂的《被分享的家园》(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展示了陈家刚在成都建筑的“上河城”。它超越了媚俗因袭的“欧陆风情”、“港式风格”,探索一种适合中国人、尤其是成都人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建筑,将院宅建筑的传统融合于现代。不知道这一建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陈家刚的理想,但他的思考无疑是常新的:置身于建筑历史的长河中,当代建筑师应肩负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怎样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面对铺天盖地的城市建筑垃圾,我们怎样才能不负历史所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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